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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中国叙事

来源:互联网添加时间:2020/03/19 点击:

摘要:中国的社会治理体现出人民本位、秩序优先、良性互动、科技应用等特征与诉求。源于西方学术话语的“国家-社会”范式为社会治理提供了观察和研究的参考,但其精英路线、微观叙事、结构分析方法等,对中国故事并不能提供充分的解释力。中国社会治理体制中的党委领导决定了治理的实践品质,它以党建引领为政治宣示与实践展开。党建引领尽管目前尚未实现对“国家-社会”范式的学理替代,但在社会治理的方向、格局、功能,以及技术治理等方面,显示出越来越清晰的发展轨迹。

国家-社会范式是西方学术界的理论贡献,用以解释现代性诸问题。如果将其应用于社会治理领域,大体可以做三个层面的理解:一是意识形态层面的,主张社会自主性的政治诉求,旨在建立民主政治制度;二是方法论层面的,主张社会发挥国家对立者的姿态和作用,以抗衡、制约甚至对抗国家;三是结构性层面的,主张国家强化警察、财政、福利等功能以维持相对自主性,承担保护公民的政治责任。以上观点彼此并不互洽,有些甚至是相互龃龉的。学术界曾经使用“国家中心论”和“社会中心论”来加以类分,以区别国家-社会范式的不同学术态度和立场。中和的观点来自于米格代尔,他不认为国家是单一整体,主张不能仅仅关注政治精英或权威组织,国家从来就无法自主于社会之上,即国家的改造能力是有限度的,因此“国家的自主性、政策倾向、国家领导者的当务之急,以及国家的凝聚力都极大地受到其管理的社会的影响。

探讨政党的角色,以及更进一步研究政党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国家-社会范式的学术史可以追溯到马克斯·韦伯的阶级、身份与政党三分法框架。从学术渊源上判断,韦伯的政党理论是继承了黑格尔国家理论。黑格尔的市民社会观认为,人们财产状况的差异决定了人的需要体系具有不平等性,而这种不平等的禀赋与体系差异因需要理性会自然放大,“市民社会在这些对立中以及它们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既提供了荒淫和贫困的景象,也提供了为两者所共同的生理上和伦理上蜕化的景象。”也就是说,市民社会无法解决公共利益问题,需要国家凌驾于其上。黑格尔突出了国家权威的作用,即国家凭借法律体系和司法保护等武器来“代表”整个社会。马克斯·韦伯走得更远,他认为“党派的行为旨在 获得社会的‘权力’……总是包含着一种社会化。”这里,韦伯将权力自主性应用于解释政治共同体的运转,因此权威一旦在政党领袖身上形成,便能够实现计划目标。但是,反对的立场从来没有缺席。比如,斯科特的研究发现,过于强大的国家总偏好简单化地设计庞大的改造社会工程,“现代的发展计划,不论是在东南亚或其他地方,都要创造出国家空间,从而使政府可以改造那些‘被发展’的社会和经济。”显然,斯科特并不认可国家权力具备改造社会的可行性,因为国家的行动能力越强就越会摧毁公民社会的基础。

概括起来,国家-社会范式将政党塑造为国家的代理人角色,但对政党作用或角色却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常见有两种立场彼此对立:一种观点是主张政党(国家)凌驾于社会共同体之上,以“工具”或 “代理机构”的姿态改造社会;另一种观点则不同,认为政党首先来自于社会,应该成为制约国家的力量。在西方,还存在一种“中立”观点,即政党是连接国家与社会的制度要件。由于淡化了政党阶级属性的本质,此类观点也无法准确解释“政党国家”现象,比如政党政策是如何影响到社会治理的,这显然无法从“中立观”中得到答案。

马克思主义对国家与社会的认知和定性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无论利己成分在多大程度上遮蔽了市民社会,但国家的确是从社会中诞生的,市民社会的外部性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而非肇因,“只有到十八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结合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是外在的必然性。”尽管警察和司法以国家的姿态扮演着维系社会秩序的角色,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市民社会中利益分立和个体主义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是,相对于国家而言,社会具有优先性,并反作用于国家加诸于社会的各种行动。汪仕凯使用了“政治社会”概念以界定国家建设中的结构性问题,认为国家对社会的改造、利用是为了使国家能够从社会中累积支持性(合法性)基础,而社会也并非单纯地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影响国家、迫使国家回应社会。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说全面地诠释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对于准确理解政党在社会治理的作用具有支撑作用。

国家-社会范式以权威为分析单元,突出权力维护公共利益的功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逻辑则表明,国家权威是不可替代的,它源于社会但不能凌驾于社会之上;权威在社会领域是有限度的,不能无限放大。对此,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新中国后有过执政的教训,学术界称之为“总体性社会”:“党和国家的权威通过向城市社会的贯彻与渗透,依靠单位体制完成对社会的全盘控制,从而确立了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结构体制。”事实上,在农村也发生了类似的国家建构的现象,其结果自然是抑制了社会的自主性及其活力,造成社会对国家权威的过度依赖。既然国家权威滥觞会产生社会活力不足的问题,那么国家退出是否意味着社会就可以自我(自主性)治理了呢?中国历史上的弥散性社会后果已经证明,国家权威缺位是不可接受的另一个极端。

在中国社会秩序的维系结构中,权威的出现并非是单纯的国家身份或社会身份,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交织。一项针对华西村的研究发现,“吴仁宝的权威合法性是靠‘与上保持一致’和‘与下保持一 致’双重渠道获得的”。著名的“枫桥经验”也表明,冲突解决方案的达成没有经过司法裁决(国家权威)程序,甚至标准的制定也不完全是国家法律与正式制度,但是基层党组织与司法机关的确在冲突调解中成为“权威”,因而能够为冲突双方所接 受。在枫桥经验的治理过程中,冲突方一直同国家(含政党)权威相伴,但并不通过国家司法制度的权威途径获得裁决结果。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上海,“柏万青工作室”一直以来是满负荷运转,调解工作量远远超过具有同样功能的志愿者工作室甚至是法律援助站,其原因之一是柏万青在退休前兼有党务工作者、上海市人大代表等“权威”身份,而赋予她更“权威”地位的因素是静安区党委和政府的“官方态度”。总之,以权威和精英为解释工具的国家-社会范式来解释中国社会治理实践,难免遭遇“橘生淮北则为枳”的尴尬。

在方法论的角度,国家-社会范式偏好整体性思维,把国家和社会分别视为界限明晰的两块“铁 板”。这种方法以宏大叙事见长,而对于微观生活 场景则选择“无视”,而微观生活恰恰是社会治理的核心议题。这一理论品相引起学术界的批判性反思。上海大学李友梅团队发现,社会变迁发生在微观社会之中,因而需要对社会主体行为与策略行动做出判断。他们使用了“制度-生活”模型来解释“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迁,以及这个深刻变迁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现制度并不能完全限定(改造)生活,“二者之间不是绝对的对立,而是处于一种持续的互动与互构过程之中。”事实上,不独是社会变迁无法在国家-社会范式下得到解释,即便是对社会生活方式的整体性观察,国家-社会范式得出的结论也难有说服力。

在中国的社会治理实践中,“塔西佗陷阱”屡见不鲜,人们对于党和政府行为动机的质疑反映了生活百态的不同样貌和本能反应。在上海,政府为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项目遭遇了居民的抵制,“遮挡光线”“占用公共用地”“噪音”等成为阻碍项目实施的常见理由。这里,需要注意到加装电梯的两个行为主体:一是政府,对“加梯”项目持积极态度,并承诺提供至少一半的费用补贴;二是居民,在社区层面体现了自主性,多数成立了自治性质的工作小组。但是,几乎所有小区推进起来都阻力重重。此类问题同中国“政府负责”的社会治理体制无关,也不存在政府主导的“替民做主”成分,国家-社会范式显然无法给出答案,无法就微观生活难题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国家-社会范式试图把国家与社会想象成为两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且二者之间一直保持相对稳定性,一旦触发(trigger)机制得以激活,二者的对立性互动便告展开。孔飞力尝试使用“建制议程”(constitutional agenda)的术语指代中国晚清时人们行动的指向,他的学术旨趣在于寻找平衡国家的社会力量,所以坚信“即便没有来自外国的侵略,根本性的变化是必定会发生的。”孔飞力并不是以公众为观察对象,而是聚焦于社会精英。这是国家-社会范式忽略了结构性动力机制使然,宁可寻找变化的触发机制(triggering mechanism)而不关注结构性存在,这是国家-社会范式的短板。

只要还原中国社会治理场景,就能够发现国家-社会范式的理论局限性:一方面,社会结构一直处于变迁中,同规模与速度无关。“摸着石头过河”意味着不断扬弃的自我革命无法不对既有结构进行否定,因此所谓的变革触发机制(triggering mechanism)可能不是来自于国家与社会的冲突,而更可能是党和国家的治理“自觉”。比如,对于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等四类社会组织放开规制而实施直接登记制度,就是主动回应社会治理实践的需求,而非受到外来压力的结果。多年来,党不懈地推进学习型政党建设工程,意在通过组织学习改变执政模式,通过组织共识与创造性超越来提升执政能力,而不是被动坐等。在战略的角度,这是党主动迎接不断变化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政治安排,而不单纯是国家与社会结构性冲突的结果。

在中国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行动者要熟练运用现代科技是一项必需的技能与要求。在城市社会治理中,基本普及了常见的现代通讯技术,比如手机APP不但提供了治理信息,而且还为居民参与提供了电子平台支持。几乎所有的治理单元都有QQ群或微信群,一些决策信息不时被推送到信息平台或微信群,既保障了居民的知情权,也开拓了居民的参与空间。同时,不少社会治理协同参与的利益相关者也借助现代通讯技术而深入到社区和不同社会群体之中,大大提升了社会公共精神。近年来,随着社会治理智能化的提出和试点,越来越多的基层社会也在尝试使用大数据、远程控制等技术,这些数据分析结果成为社会治理决策的依据。显然,这些都不是国家-社会范式的议题或对象,存在理论空白,对社会治理的解释至少是失语的。

社会治理实践离不开理论的指导,当前中国治理实践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有些是理论供给不足导致的,而有些实践创新则更需要理论的总结与预判。唐亚林认为,党建引领的核心机制是党建精神,目的是解决方向不明和动力不足等实践问题。在顶层设计的角度,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是一个政治命题,应用于实践体现出四个彼此因应的逻辑关系:

第一,党建引领是党的政治宣示,表明了一种政治姿态,即社会治理需要政党在场。在政治建设统领的新时代语境中,政党领导社会治理的政治规划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方面,这是党的使命自觉和政治担当。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很大也很多,但党愿意从战略上保持定力、在战术上坚持问题导向、在治理能力上追求突破,根本目的就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使命担当的政治勇气将引领未来社会治理的体制格局与社会发展的总体方向。另一方面,以党建引领社会治理表明了党高度的政治自信。恩格斯对国家自信曾有定论:国家的作用是“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所有政党和政府都有改造社会和改造公民生活的政治能动性,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无疑是试图把社会塑造成政党所希望的形态。当然,能动性转化为现实,需要政党能够准确对社会发展做出预测,能够把握社会发展规律,能够有效控制社会。总之,党建引领并非是一厢情愿,政党在场有社会治理的理论支撑,也有现实的政治需要。

第二,党要保持社会治理中的在场状态,核心目标在于为了“争取群众”。一方面,“群众”天然具有同正式制度相疏离的秉性,要主动争取。在现代政治制度框架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党必然要走上科层制的道路,但是治理需要同群众开展协商,以弥补科层制的天然缺陷。另一方面,社会发展导致群众的价值偏好和行动方式产生差异,需要适时引导。英格尔哈特的调查发现,工业化国家的群众显示出后物质主义(post-materialist values)的偏好,他们关注环保与和平等问题,因而更倾向于 支持左翼政党。中国共产党已经意识到群众价值观的差异性,党主动嵌入社会治理的目标之一就是接近群众,试图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去认知、发现和矫治差异,从而在争取群众中提升执政的正当性。

第三,争取群众的目的是为了消弭政治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党建作为党内治理的工具选项,在解决政治与社会之间的结构性冲突上扮演着“击发” 机制的角色,为顺利化解社会冲突提供了解决方案。

党建引领需要理论建构,既要能够讲解社会治理的中国故事,又要能够解决社会治理的中国难题。总体上,党建理论至少需要回答如下问题:

第一,党委领导下的政府负责。与国家-社会范式关于政党与政府作用的两个极端立场不同,中国社会治理体制中的党委领导是执政命题,既不是黑格尔和韦伯所推崇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治权威,也不是洛克所谓不得已的、最后的“正当救济办法”。中国共产党在基层的存在是政治统领,在体制上是党委领导下的政府负责。张明军区别了领导与执政的差异,认为党的领导有特定含义:一方面,领导的核心是影响力,不具有强制性;另一方面,领导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政治影响力而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再一方面,领导不必然同国家公共权力发生联系。具体到社会治理领域,党委领导须遵循如下原则:一是尊重基层治理自主性的原则,不以执政党的权威去强制其他主体遵从党的意志,应以协商治理而不是替民作主的方式实现共治。二是坚持政党发展理念,党在社会治理中赢得的领导(影响力)不是永恒的,如何维系和提升领导能力是新时代的政治命题。三是党的领导是多途径、多层次的议题,如何有效嵌入社会治理及其过程之中需要党具备持续创新执政方式的政治自觉和政治勇气。

第二,人民本位。与国家-社会范式追求民主制度的价值关怀不同,中国社会治理自始至终坚持服务人民的原则,把民生问题当作是党领导社会治理的根本性任务。党的十九大重申了社会治理原则,把“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作为“加强和创 新社会治理”的目的指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根本宗旨是以人民为中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使得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这里,人民本位处于“共享”层面,需要在共建共治中协同努力:一方面,共享凸显了政府兜底的责任担当,目标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另一方面,共享展示了党领导社会治理的价值指向,治理的制度规范建设、预期引导、方式创新等,都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第三,秩序优先。与国家-社会范式下的对抗冲突、结盟妥协所形成的秩序过程不同,中国社会治理是将秩序作为目标和前提而展开的。在亨廷顿关 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经验研究中,政治秩序是国家稳定和民生福祉的保障。“组织是通向政治权力之路,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础。……谁能够组织政治,谁就能掌握未来。”在中国,社会治理的秩序表达是维持社会稳定局面(简称“维稳”),为经济发展和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保证。社会治理的秩序优先体现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在时间维度上,如果社会风险仅仅是一种可能性,毫无疑问会影响到未来发展,一旦风险已经变成现实,就会对现实政治秩序造成破坏或伤害;在空间维度上,发生在特定空间的社会不确定性一旦突破临界就可能会蔓延到其他空间,比如从一个省波及到另一个省,那么政治失序的多米诺效应将会发生。社会治理就是要将这两个维度中的不确定性加以管控和根除,实现源头治理。

第四,治理有效。在国家-社会范式下,治理的过程是一个控制与反控制、改造与反改造的竞技场,多元主体间充满着竞争与合作、妥协与结盟等不同策略。换句话说,国家-社会范式下的治理并不在乎效率,对决策目标的实现程度也甚少关注,尤为追求在国家“刚性”渗透的过程中社会有多大程度的抗争“韧性”以及如何培养这种“韧性”。在中国的社会治理中,这种取向并不显著。

通过对社会组织党建的研究,李朔严发现政党统合下的社会组织发展比政府主导更能提供发展空间。事实上,有效治理涉及到主观与客观的指标体系,衡量标准难能单一化,也无放之四海而皆准。比如,流行于西方学术界所谓的“3E”绩效指标,并不是中国社会治理测度和评估的核心指标,还包括公众满意度,以及政策实现程度等。如果考虑到观察视角的差异性,所谓有效治理在中国当下社会治理语境下应该有以下两个方面需要给出明确的答案:一是制度实施的有效性。一般而言,制度的公平公正程度代表着治理的正义性与正当性,制度实施越是有效,社会公平正义就越有效。二是治理体制机制的有效性,自我完善与修复的治理能力与水平,是治理体制能够走多远的前提。在这个意义上,任何理论如果不能做出回答,便无法引领中国社会治理的实践及其展开。

党建引领固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治理的经验,但随着新时代社会治理不断走向深入,一些新挑战和新任务对党建引领提出了新要求。一方面,为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充当“蓄水池”和“调节器”的功能需要扩容,以有效化解社会发展的风险。比如,在全球化和信息技术日益精进的背景下,代表不同利益取向的社会思潮既是机会也同时具有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党建引领难免会将科层制治理的方式方法带进社会治理领域,从而改变社会治理的轨迹和习惯。需要指出的是,有些科层制方法并不适合社会治理,比如当前舆论批判的基层“留痕”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党和政府科层制治理的制度溢出效应造成的。诸如此类的问题是未来党建引领需要克服的。从发展趋势看,党建宜在如下框架性问题上有所作为:

在党建理论体系中,这属于政治建设与思想建设的范畴,即解决“为了谁”的治理价值定位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重申了人民主体地位的立场,关于社会治理更是进一步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不断迈进。”根本上,人民本位就是让人民享有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成果,党建引领该治理方向至少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引领公民有序参与的政治方向。政治权力和决策体系一旦实现开放,过度参与的不确定性将会影响到公民政治参与的意愿和目标选择,甚至会对整个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产生影响。因此,合法参与意识的培养、民主参与能力的提升、协商与政治共识的形成等,都应该成为党建引领的重要内容。二是引领人民追求美好生活。当前,人民的生活需求已经发生了转型,党建过程要对此有准确认识和有效回应,了解新时代人民需要转型的必然性与合理性逻辑,结合社会发展趋势,将民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引导到国家进步与民族复兴的大方向上来。三是引领人民的权益诉求与维护。一般而言,发展越快则利益格局被打破的概率就越大。国家对人民权益保护已经制定了相关制度和法律,以底线坚守的原则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但无法保证实施的结果。因此,党建引领实质上扮演着制度救济的角色,有广阔的作用空间。四是引领人民在实践中实现自我价值。马克思主义的人学观指出,人的价值集中体现在劳动中的创造性,“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更新他们所创造的财富世界,同样地也更新他们自身”。党建引领的目的就是将这种创造的价值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加以升华,“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为此,党建引领需要在长期的政治社会化中激活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潜力。

在党建理论体系中,这是组织建设的范畴。在治理的层面,这涉及到政社关系的处理,意在通过实现党和政府的治理体系现代化,促进政府治理、社会调节与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格局。需要指出的是,国家-社会范式也不否认政治互动的必要性,但同党建引领仍然有本质的差异:党建引领的目标是实现“良性互动”,绝不是国家-社会范式下的制衡与对抗。具体而言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引领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方向。在良性互动的三个结构中,政府地位在中国有着特殊意义,它同执政党是整合的两类组织,由此形成了“强国家”的格局。正如林尚立的研究所发现的那样:“党领导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的过程,也是党培育和促进国家与社会领域各项制度成长的过程。”在当下的社会治理实践中,党建引领法治的任务有三个层次:首先是“规则制定”,然后是引领公民遵循法律和规则,最终形成对法律和规则的真诚信仰。

其二,引领社会治理的自主性方向,以及实现重心下移,探索协商共治、共识达成的有效路径。社会治理的基础在基层,协商民主是党对基层实践创新的政治认可与制度确认,上自国家政权机关、下至居民自治,广泛的协商有利于巩固民主的政治基层,所有涉及到公众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都可以拿来协商,以便在深度协商中形成共识,形成良性互动。当前,有些基层的协商经验已经得到有效总结甚至推广,如著名的枫桥经验、温岭民主恳谈、参与式预算、工资集体协商等,还有一些协商方法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各类评议会、听证会、法人论坛等。可以想象,党建引领下的协商民主将极大地促进不同主体间的互动,有效拓展最大公约数的限度。

其三,是引领协同治理,实现“三社联动”,提升社会治理社会化、专业化水平。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既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三大显性机制,又是社会治理的对象领域,也是引领全局工作的机会窗口。鉴于各种因素限制,实践中存在形式不一的社区失灵、志愿失灵和社工失灵等现象,已经影响到社会治理有效性,需要党建引领加以克服:一方面,以党建激活其中一方运转的积极性,从而连带其他两方的协调互动;另一方面,以党建激活社会治理的资源供给,为“三社联动”提供动力支持。

社会治理是中央部署“五位一体”重大战略的有机构成,根本上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具体愿景有三:在人民的层面,表现为价值归宿,是为了满足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需要;在社会的层面,表现为基础性要件,是为了社会稳定与秩序;在国家层面,表现为政治愿景,是为了实现长治久安。这些愿景的实现需要激活社会治理的政党功能,拓展党建引领的功能领域:

其一,政策制定上的引领功能。一般认为,政党政策代表着政党的意识形态倾向性,也是获得公众(选民)支持的稳定性因素。中国共产党并不讳言党的意识形态在社会治理中的引领作用,号召全党努力践行意识形态以服务于人民。具体路径是:党的社会政策方案经过党代会程序后,提交政协各参政党进行充分协商,形成具有全局性的“党的决定”文件,再经由政府讨论和公民参与等途径转化为“决议草案”,最后在人大审议和表决,形成具有约束力的政策。需要指出的是,党的社会政策并非都能够反映党的意识形态,需要党建在政策制定、实施与监督过程中加以引领,并对社会政策进行评估引领,最终反馈到党的决策体系中来,使党的社会政策能够忠实地反映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初心和意识形态指向。

其二,利益代表与利益综合功能。《党章》旗帜鲜明地宣布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 根本利益”的先锋队,人民的利益诉求就是党履行义务的动力。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剧和社会变迁带来的震荡,人们的利益意识与利益表达能力都有所增强,但是党的利益代表功能并没有也不可能被替代,尤其是在事关全局的重大利益和弱势群体的利益代表上,党和政府的作用依然是决定性的。当然,作为执政党,党的权威作用还表现在利益综合功能方面,即党通过正式制度管道,将各种利益诉求整合成政策。党的利益综合功能越是强大,则政策的公平正义性保障越是可靠,因而越是能够获得公众的政治认同。近年来,党建引领作用有创造性的拓展,将“体制内”与“体制外”空间进行了勾连,为社会治理积累了有益的经验。与此同时,在一些新兴的社会治理领域,党的利益代表与综合能力还有待提高。

其三,政治动员与政治社会化功能。任何政党都有政治动员的需要。中国共产党虽然没有西方竞争性政党那样的社会动员压力,但是党动员社会的功能并未萎缩,反倒以政治社会化的方式创新途径被赋予了新意义:一方面,以政治社会化途径开展党建教育,宣传党的主张与政策意旨,为推动社会治理营造政治氛围。另一方面,开展组织建党活动,旨在织就适应社会治理的网络结构。社区党建、楼宇党建、社会组织党建、“两新组织党建”、白领党建、流动党员管理等,都是网络缔结的方式或选项,其目的都是为了发挥党在基层的动员功能,筑实党执政兴国的社会基础。再一方面,开展资源动员,为社会治理提供资源支持。近年来,党和政府正在渐进地以“放管服”改革理顺社会治理的各种关系,意图发挥资源最大化的效应,为政治体制改革做好铺垫。比如,《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3]96号)明确指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整合利用社会资源”的有效途径,要构建公办民办并举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可以想见,随着协同治理主体结构的日益多元化,这种资源动员方式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

其四,社会精英的培养与吸纳功能。“从今天的情形来看,精英形成与纳用功能比政党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表现为政党的一种独有特权。……政党今天实施的功能远比以前多。”政党发展的不竭源泉是新生力量的发现、遴选、培养和加入,执政党的作用是将这些社会精英送到政府和社会管理的不同领域,充分发挥他们在联系社会、知识应用与再生产、资源开发、服务社会等方面的独特作用。一方面,发挥政党吸纳精英的体制功能。政党体制具有无可替代的政治优势,一旦能够形成政党精英发现与培养的流水线,就能够提升党管人才的制度化水平。在此方面党建引领的效率优势显著,只要能够同社会治理所需要的精英结构和精英供给保持同步,有效治理的人力资源保障就是可预期的。另一方面,创新政党吸纳的机制功能,丰富供给模式,拓展精英来源的多元化渠道。执政党完善的组织网络资源、专业化资源和人才培训等支撑性资源具有优越性,吸纳精英参与社会治理的同时,也为党组织建设提供了人才保障。再一方面,青年精英的吸纳。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全党要关心和爱护青年,为他们实现人生出彩搭建舞台。”当前,有些社会领域的青年人才培养已经探讨出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探索出精准治理的实现路径,为青年成长提供平台,为青年的职业生涯规划做好导航。总之,社会治理的未来决定于青年,青年人才强,则社会治理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将技术应用于治理是世界各国家通行的做法。党提出的社会治理智能化是科学技术应用的政策导向,主要聚焦于三个方面:一是针对政府治理体系的导向,鼓励利用科技提升决策质量,实现科学决策;二是针对公众的导向,鼓励人们充分利用技术平台,尤其是数字技术平台,实现有序参与;三是治理的结果导向,以高科技预测或模拟社会治理风险,为决策提供参考依据。国务院于2015年发布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提出将大数据作为提升政府能力的新途径,号召各地充分利用大数据平台,形成社会治理强大合力。

在可见的未来,党建引领科技应用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一方面,引领数据的生产与共享。当前,社会治理的数据生产主要由政府负责承担,资源共享的壁垒不难破除,信息碎片化和信息不对称的难题是解决成本可控。另一方面,引领数据与信息的整合性处理,围绕提高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领域智能化的协同治理能力做文章,最大程度地发掘信息与数据的治理价值。比如,政府借助智能化工具就能够提供精准化的服务递送。第三方面,引领社会治理格局的技术塑造,鼓励公众借助大数据平台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为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和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提供智能化资源支持。

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三大 法宝”之一,并在随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实践中得以贯彻和发展。因此,党建引领社会治理 具有一以贯之的执政特征。在推行过程中,中央的部署坚持原则性(“规定动作”少而精)与灵活性 (“自选动作”丰富多彩)相结合,因而在实践中积累了差异化的地方性知识,各种党建引领的经验成为鲜活案例,甚至得到了推广的机会。尽管以此断定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具有普遍性为时尚早,但以党建引领来认识乃至解释社会治理诸问题,是一个绕不开的中国特质。

党建引领与学术界流行的国家-社会范式并不契合,尤其是意识形态倾向性更是南辕北辙。源自于西方学术界的国家-社会范式,对理解社会治理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视角。但是,国家-社会范式并非铁板一块,如国家中心论所倡导的相对自主性、权威性、能力建设等观点,有助于解释社会政策的制订与执行;而社会中心论关于自治、志愿行动、社会网络等观点,有助于解释社会利益与社会冲突的形成逻辑与解决方案。当回到中国社会治理语境下,人们发现国家-社会范式无法对不同行动者及其行为做出恰当解释:(1)中国的“国家”与“社会”边界 并非是楚河汉界般分明,二者不但彼此嵌入而且对应的控制领域也不固定,既不是铁板一块又不是无序的,不是国家-社会范式下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2)在中国,所谓的“国家”既可能是国家-社会范式所推崇的可抗拒性存在,又是可合作、可协商、可互动的行动主体。中国的“强国家”并不必然决定“弱社会”要被动地处于被改造的依附地位,“利益共同体与权力国家之间的相互契合是社会与国家的互构关系的一个基点。”因此,在中国社会治理视域下,国家与社会不仅仅表现为治理的制度变迁,还表现为治理主体的行动逻辑必然超越国家-社会对立观。

在工具理性的角度,党建引领的当下指向是为了实现治理有效的政治目标,从而为国家治理提供支撑。本文的研究发现,这一判断在社会治理的目标结构中得到了验证:一是人民本位目标,这是党的宗旨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具体化,是一种无条件的价值核心。二是秩序优先目标,这是党领导国家治理的经验总结和执政方式的应用拓展,是社会正义得以实现的前提。在经验上,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实践业已证明秩序优先的历史合理性和必要性。三是良性互动目标,这是基于塑造建设性而非对立性的治理主体间关系导向,完全不同于国家-社会范式下的竞争对立关系。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是为了建设协同型关系机制。四是技术应用目标,意图充分发挥现代科技在社会治理中的“乘数效应”,促进有效治理。不可否认,也正是这种工具主义的驱动,党建引领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存在被泛化、被虚化的现象,典型的是党内“四风”渗入到社会治理领域,形式主义者常常将党建当个“筐”,本质上是将党建引领标签化了。这种倾向需要引起注意并加以克服。

本文不探讨社会治理主体认知的知识建构与再反思,而是从治理的人民本位价值取向、治理格局的塑造、治理领域与功能引领,以及技术运用等诸多实践层面,研究中国社会治理所表现出党建引领的时代特征与实践品相。必须承认,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已经体现出较为清晰的特质,尽管没有实现对国家-社会范式的替代,但在实践上已经能够证伪或部分超越国家-社会范式。当然,要成为成熟的、具有指导实践价值的理论范式,党建引领仍然需要更加系统的、科学的、反思性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